郑娜拉开猪舍的门帘。一股刺鼻的臭气迎面扑来，那群肥头大耳的动物，“哼、哼”着争先恐后地将长嘴拱出栅栏。同行的一位女士，尖叫一声退出门外。31岁的郑娜却不以为然。这位女儿刚满1岁的母亲，以轻快而温柔的语调喊着：“啰啰啰，吃饭啦！”她不时俯下身去，摸摸猪的耳朵。“你看，那只小猪躺在妈妈身上，是因为它胃口不好。这叫‘蒸窝头’。”在天津市蓟县东施古镇宏阁村的这10亩土地上，来自北京的大学毕业生郑娜，终日带领4名工人照看着1000多头母猪、种猪、肥猪及仔猪。郑娜不化妆也不讲究穿着。野外一个废弃的水坑旁边，四面砖墙撑着一张石棉瓦的就是厕所。洗澡要到邻村的澡堂。她的事业在这里，她的父母、丈夫和女儿，都在这里。母亲边看热闹，边“敲打”女儿2001年，郑娜是北京一家外资企业的营销部经理，领着高薪，同男友办妥了移民加拿大的手续，一切正如母亲张桂兰所期待的那样。张桂兰1996年将独生女郑娜送到洛阳工学院，读热门的计算机专业。入学时，她给女儿存了1万元，毕业时，女儿带回4万元，打工赚来的。女儿的自立让张桂兰一度感到十分自豪。不过，这个住在北京中关村附近的家庭也因此发生了“战争”。2001年，父亲郑建和从一家国有企业病退，打算到东施古镇养猪，那是张桂兰的老家，可她却坚决反对。“打了一个月的架”后，“建和养殖场”还是开建了。张桂兰是一家商店的经理，她关于退休生活的设想是：早晨起来爬爬山，上早市看看，下午打打麻将。然而，女儿的选择打破了她的这个憧憬。2001年年底，郑娜到蓟县探望父亲，却再也不肯回家了。“她给我打电话说，我跟我爸爸商量的，我要放弃移民，我要养猪。”张桂兰说。张桂兰火了，“恨得牙根疼”，她赶到养殖场，要拽女儿回来。当时，推粪、铲粪、加工、上料，养殖场里的活儿都靠郑娜父女俩。张桂兰一边看热闹，一边“敲打”郑娜。冬天，女儿给猪烧水，提着两桶开水不慎泼在脚上，母亲跑过去，“幸灾乐祸”地问一句：“娜娜，疼不疼？”郑娜“吧嗒、吧嗒”直掉眼泪，还说不疼，上了药瘸着腿又进了猪圈。女儿推粪，上坡时翻了车。母亲又赶过去，不失时机跟一句：“苦不苦，娜娜？”郑娜甩着袖子上的猪粪，不回答。张桂兰翻着日历。“最早我想她就只是体验生活，最多1个月就回家了。没想到，3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她还是不回家。”“北京的大学生来干这个？”郑娜的男友等不及了，分手后去了加拿大。面对母亲的劝说，郑娜说：“从咱做起，做个带头人，给后来人走出条路子。国外的农场不都是这样吗？您放心吧，我决定了，一定要干出事业，我能吃苦。”对郑娜养猪表示怀疑的，还有当地村民。韩家筏村44岁的养殖户韩天学说：“咱农村的女孩都不干这事儿，北京的大学生来干这个？我看干不下去！”郑娜四处拜师，学习畜牧技术，大胆引进国外优良品种，紧跟市场信息，一两年内建和养殖场就壮大了，还成为“天津市无公害畜产品生产基地”。这让韩天学对她刮目相看，他登门向郑娜求教。“郑娜就跟咱们村里人一样，特别可亲。”他得到了无偿的、热情的帮助。韩天学的猪圈原本是自家宅院，又脏又乱。郑娜告诉他，养猪也要讲卫生，否则容易生病，下水道要改在地下。在郑娜的帮助下，韩天学在村外建了猪舍，整齐、敞亮、干净，存栏数达到了500多头。这是他“原来想都不敢想”的。郑娜还帮村民刘加军设计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养殖场，存栏数达到5000多头，远远超过了自家原来的养殖场。十几户乡亲在郑娜的号召下还成立了一个养猪协会，他们分享经验和信息，也在饲料、兽药和资金上互相帮助。“郑娜用什么（猪）苗儿，怎么防疫，咱就用什么苗儿，怎么防疫。原先咱猪有病就打针，治不了就扔，现在几乎没有打针的，以药物预防为主。”韩天学说。韩天学的大儿子在外地上大学，他说，将来要跟孩子商量，让他毕业后也回家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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