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 17824.1-2008规模猪场建设》中对于规模化猪场(intensive pig farms)的界定为：采用现代养猪技术与设施设备，实行自繁自养、全年均衡生产工艺，存栏基础母猪100头以上的养猪场。该标准要求这类中小型规模化养殖场种猪每年的淘汰更新率25%～35%。由于这些养殖场大都是生产商品肉猪，这类养殖场盈利的主要关键点在配种受胎率、死淘率上面，这就导致很多中小规模养殖场中很多并不涉及育种工作，同时又由于前期育种成本投入较高，以这种中小型模式的猪场无力承担如测定所用B超或A超的经济压力，而且一般这类养殖场也不会有专人负责育种工作;这类养殖场断然不会购买高昂的猪场管理软件，育种工作更是无从谈起。没有育种规划的养殖场，无论是种猪场、扩繁场及商品场，必然很容易导致公母猪近交的情况发生，与杂种优势相反，近交可能会导致能繁母猪窝产仔数(总仔、活仔、健仔)较少、仔猪体重较轻、性欲降低和缺陷增加，进而严重影响养殖场的生产成绩。因此,本文针对100～500头基础群母猪的中小型规模化养殖场的实用商用育种模式进行探讨，以期提供一种简单实用的育种模式解决方案，快速获取育种遗传进展。
1国外育种模式的发展
人类对家畜驯养成功后，一直在努力地改进家畜生长发育过程中的某些性状，以期达到生产的良性循环，利益的最大化。1907年，丹麦创建了世界上首个种猪后裔测定站，2013年，丹麦进出口猪肉贸易额约占全球的31%，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猪肉出口国之一。加拿大1935年开始进行中心测定站测定，1985年起执行《加拿大猪改良计划(CSIP)》，仅1994年到2003年短短的9年时间，已将杜洛克达到100 kg体重的日龄缩短了13.8 d。此外，美国也于1994年成立国家种猪登记协会(National Swine Register，NSR)，以期帮助养殖企业获取更多的遗传改良。国外在猪遗传育种改良方面的工作以及成功经验到现在也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2现代我国生猪育种的发展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近些年国外猪肉的大量进口，对我国本土生猪养殖业的影响越来越大。据海关统计，2016年我国共进口猪肉162万吨，这些猪肉的进口直接影响到本土养殖业的发展，尤其是我国生猪养殖业利润普遍偏低，养殖成本一直居高不下，这完全不利于养殖企业抵御金融、疾病等风险，而生猪的育种对养殖业的经济贡献率可超过40%，随着我国政府的支持以及行业自身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规模化养殖场开始意识到生猪育种的必要性以及重要性。“人畜争粮”的矛盾已存在多年,随着国人对动物性食品数量和质量的需求,这一矛盾呈更加突出的趋势。中国平均每头母猪年生产猪肉不到1 000 kg,美国近2 000 kg，荷兰、丹麦近2 500 kg，故加强畜禽遗传育种研究工作，势在必行!
农业部畜牧业司司长马有祥认为，我国畜牧业现今条件下，必须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提升自己产品的竞争力与竞争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利用杂交技术对猪的品种加以选育改良，当时主要流行的做法就是母猪本地化，公猪外种化，肉猪杂交一代化，相对于我国原有单一的纯种选育方法，这种方法在育种方法上有所改良。1986年出版的《中国猪品种志》，为中国地方猪的种质资源合理保护和适度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该书与一系列相关的《品种志》使中国成为国际上第一个全面介绍本国畜禽资源的国家。1985年，熊远著院士在华中农业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种猪中心测定站——武汉种猪测定中心，结束了我国没有种猪性能测定站的屈辱历史，之后国内又相继建成了多个种猪测定中心。随着数量遗传学作为选种的理论基础，及选择方法的改进，直至全基因组测序技术的应用，我国的种猪育种工作得到很大的改观，对我国养猪业的发展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截止2011年，我国有猪培育品种18个，可见随着育种技术的不断普及应用，我国的生猪育种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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