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历史资料测算，能繁母猪存栏数月同比变化率在-5%-5%属正常水平，超出上述范围则表明生猪生产出现异常波动。
能繁母猪数量一路跳水
据记者了解，自2009年以来，我国能繁母猪存栏数已减少到历史最低点。其中2009年~2012年出现小幅增加，2012年至今，一直处在下行通道。
近三年来，据对农业部4000个监测村(400个监测县)生猪存栏信息的统计显示：2015年全年12个月能繁母猪每月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区间为11.4%-15.5%，幅度较大，全年环比均显示减少;2015年以来，我国能繁母猪存栏数，除2016年3月、4月同比增加0.3%，2016年6月、2017年3月和4月同比止跌外，其余时间均为减少;其中，2016年前三个月，同比减少在10%以内，超出-5%-5%的正常水平。从2016年4月至今，同比减少比例回落至5%以内，其中2017年9月同比减少的比例最高，为5%。
自2017年1月起，农业部实行新的样本轮换方案，并结合规模场监测数据，对数据进行了相应调整，将4000个监测村调整为400个监测县。按照农业部公开的月度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增减比例推算，去除样本轮换方案的影响，以横断面截取的方式可以看到，近年来我国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情况。
据记者粗略计算，9月份我国能繁母猪存栏已跌破3500万头。这与招商证券测算的结果类似。据他们测算，2017年9月我国能繁母猪存栏3497.346万头。
“符合我们之前的预测，年内能繁母猪跌破3500万头。现在看来，这个情况在9月就能实现。”招商证券食品饮料首席分析师董广阳称。
为何一降再降
董广阳认为，能繁母猪出现一降再降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个基础，即胎龄结构偏老是加速淘汰的重要基础;两个驱动力，即猪价同比下跌和环保禁养力度持续加大。
目前能繁母猪胎龄结构偏老已成事实。能繁母猪附加值高，一般不轻易淘汰。若猪价较好，则胎龄较高的母猪淘汰延缓;若猪价下跌至极端情况，胎龄适中的母猪也有可能淘汰。能繁母猪作为养殖企业最重要的生物性资产，主要功能是提供中间产品仔猪，仔猪占整个生猪养殖成本的25%-30%，是除饲料之外成本占比最大的部分。相比于商品肉猪，能繁母猪饲养时间长、技术要求高、产品价值大，所以除了胎龄达到正常淘汰年限之外，很少会主动淘汰母猪，除非出现例如2014年的极端猪价，才有可能把性能较好的母猪也送去屠宰。猪价一般时，优先淘汰落后产能(胎龄偏老的母猪);猪价较好时，落后产能淘汰延迟。
能繁母猪胎龄偏老源于2013年盈利平台期。当时，行业认为后市要开始反转，于是大量补母猪。但2014年猪价再次低迷时，行业内散养户开始屠宰母猪，但也是优先屠宰胎龄较高的母猪。后来猪价走向极端的低迷，胎龄结构较好的母猪也难以幸免。现阶段，2013年-2014年补栏的母猪处于淘汰和不淘汰边缘，目前仍然占比10%，远超理想状态下5%的胎龄比例，其淘汰速度取决于猪价和禁养区范围。目前两方面的预期都很差，所以淘汰力度十分强，这部分产能会在猪价下行和环保持续收紧背景下加速退出。
另外，猪价下行也抑制了补栏积极性。历史上，能繁母猪的淘汰或补栏力度一般由生猪价格决定，通过梳理历史数据，董广阳团队发现能繁母猪淘汰量、净淘汰量与生猪价格均呈现负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猪价处于低位，能繁母猪的淘汰量、净淘汰量都处于高位，反之猪价处于高位，能繁母猪的淘汰量、净淘汰量都处于低位。由于本轮猪周期已开始步入下行趋势，养殖户对后期猪价普遍看空，抑制了他们补栏的积极性，养殖户淘汰积极性升高。
据董广阳团队调研发现，河南省及周围的母猪屠宰场已经完全满负荷运行，7月与8月屠宰量分别环比增长24%和19%。同时根据以往经验，11月之前能繁母猪淘汰量将显著增加，综合胎龄和猪价因素，预计年底之前能繁母猪淘汰量将一直保持上升态势。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环保禁养持续压制产能复苏。环保是导致2015年以来能繁母猪存栏量下跌的主要因素，主要在两个方面影响能繁母猪存栏量。一是禁养区内被动去产能，导致能繁母猪淘汰量增加。二是养殖户观望情绪浓厚，导致能繁母猪补栏量下降。因为母猪是重资产，养殖户补栏会很谨慎。
2015年以来，随着新《环保法》实施，我国禁养区内养殖场清理工作开始在全国范围铺开。持续的环保政策对我国生猪供给造成了巨大影响，也改变了能繁母猪存栏走势，使得2015年以来能繁母猪存栏量在高景气周期下逆势下跌，并不断刷新历史最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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